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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想做歷史學家，後來學了法律，變成法律學者，那也有一定的程度涉入到國際公法，從國際公法的角度在看台灣的定位問題，但現在我是一個政治工作者，所以我知道我不能用歷史學家或法律學者的眼光來看中華民國的問題。
那事實上，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需要面對的，尤其是在台灣的主體意識不斷的成長，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台灣主體意識其實是快速的成長，而且是在台灣不斷的成長，今天在台灣已經成為主流的思考，那我們就必須在一個成長中的台灣意識當中，來看中華民國這個問題。
我們在前階段看中華民國的問題的時候，其實中華民國究竟是帶給我們這個社會什麼樣的衝擊？它是一個流亡政府，在台灣進行統治。那麼在台灣統治的這幾十年來，我們看到一個現象，也就是所謂的威權統治跟中國性的合體。
那換句話說，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我們看到有兩個事情變成一件事情，也就是威權體制跟中國性。那麼這個威權體制我們講到的，包括中國的思考、中國的文化、甚至中國的語言，在台灣都變成是一個強勢的文化、強勢的語言，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在民主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我們反抗的是威權體制。
但是在反抗威權體制的時候，我們也因為跟中華民國的威權體制跟中華民國的連結，過渡到中國性的問題，使得整個社會對中國性又產生了對抗性。尤其是在中華民國統治的期間，沒有錯，這種中國文化、中國語言、還有很多中國的思考，在我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到現在還有一定的程度是一個強勢的存在。
可是我們近來也看到一個趨勢，就是說在台灣的主體意是在成長的過程中，還有再加上台灣的民主的發展，我們也發現說，這個中國性跟台灣性，或者台灣主體意識，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一個微妙的相對關係。
在以前，我們看到因為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關係，中國性好像是主體，台灣性好像是客體。在今天我們看到的台灣意識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隱然看到的，是這個主客要易位的情況。那麼在這個主客要易位的關鍵時刻，其實我們要去處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如果這個深層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的話，那台灣會變成另外一種中國性跟台灣性的對抗。
那前階段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性宰制台灣的情況，那下個階段，如果在這個階段，我們沒有去處理好那個深層性的問題的時候，那下個階段可能就是另一種倒過來的對抗。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處理好我們族群的關係，我們沒有認真去面對外省族群在台灣本土化的經驗、跟他們的感情、跟他們的認同的話，那在下一個階段，當主客易位的時候，我們可能變成下一個階段的相互對抗、社會對立，那我們更不能心平氣和的來看中華民國在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上，它所應該被定位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民主進步黨其實也看到這個問題，那麼在2004年，事實上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完成之後，那時候的社會在台灣主體意識是高張的情況。那在總統大選完了之後，在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跟本土的支持者，是一個充滿自信的時刻。在這個自信的時刻，我們有做了一個2004年的族群多元國家議題的決議文。那這個決議文在後來的幾年沒有被拿出來再次強調的主要原因，在於2004年後，民進黨的執政面臨到比較困難的情境。那我這裡必須要在我們民進黨在提的過程中，當我們的本土支持者再度再回復信心的時候，我再回頭來看我們2004年的這個族群多元國家決議文，其實它有它很深刻的意義。
尤其它在這裡講說，其實這個決議文裡面，它具體的定義了我們對多元文化憲政民主體制的價值跟追求，那我們也表達了對所謂外省族群的歷史的經驗的理解與尊重的能力，那麼這個使得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也就是說讓戰後以來，在台灣情境中演化的中國性，得以跟台灣性做一個調和，而成為一種動態的新台灣性。
那麼2004年的這個決議文的論述，其實是值得我們在民進黨跟我們本土的支持者恢復信心的時候，我們再一次來檢視它，然後來開拓它，那麼如果說在我們鞏固深化民主的精神當中，在台灣所謂的外省族群對中國的想像、情感和認同如果是不能被理解、尊重跟接納，甚至是如果被負面或污名化，那麼持續被當作應該被驅除的干擾，或是雜質的時候，那我們將難以在這樣的排斥性的台灣想像中，讓他們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麼所以，當我們面臨這個主客易位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要先去更深層的去思考以及面對，在台灣的外省族群他們對中國的想像，以及他們在台灣安身立命六十年的在地化經驗。
那麼如果我們在六十年來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宰制性，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思考裡面把它慢慢地去除，用我們的民主社會的基礎來做一個思考的開始，把中國性回歸是一種人文的價值，而且回歸它原始的是一個客體的地位，而不是一個主體的地位的時候，那我們更能夠平心靜氣、更冷靜的、而且能夠更慎重的去思考，我們在共同往前走的這條路上，我們怎麼去建構我們一個共同的國家，跟一個共同的新的台灣。
那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非常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責任。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台灣教授協會可以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能夠舉辦這個研討會。讓很多的不同的學者專家，以不同的面向，來解釋中華民國的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台灣的主體性的成長跟它的茁壯、以及它的深化、以及它的包容性，將會使得我們在下一個階段，在面對中華民國這個課題的時候，我們能夠更冷靜地觀察、來定位它，那也是我們在台灣的政治發展的未來過程中，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工作，謝謝！
本文內容轉載自「獨孤木- 打狗救台灣部落格-來函照登」一文
那事實上，這個問題是我們必需要面對的，尤其是在台灣的主體意識不斷的成長，尤其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台灣主體意識其實是快速的成長，而且是在台灣不斷的成長，今天在台灣已經成為主流的思考，那我們就必須在一個成長中的台灣意識當中，來看中華民國這個問題。
我們在前階段看中華民國的問題的時候，其實中華民國究竟是帶給我們這個社會什麼樣的衝擊？它是一個流亡政府，在台灣進行統治。那麼在台灣統治的這幾十年來，我們看到一個現象，也就是所謂的威權統治跟中國性的合體。
那換句話說，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統治，我們看到有兩個事情變成一件事情，也就是威權體制跟中國性。那麼這個威權體制我們講到的，包括中國的思考、中國的文化、甚至中國的語言，在台灣都變成是一個強勢的文化、強勢的語言，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在民主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我們反抗的是威權體制。
但是在反抗威權體制的時候，我們也因為跟中華民國的威權體制跟中華民國的連結，過渡到中國性的問題，使得整個社會對中國性又產生了對抗性。尤其是在中華民國統治的期間，沒有錯，這種中國文化、中國語言、還有很多中國的思考，在我們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到現在還有一定的程度是一個強勢的存在。
可是我們近來也看到一個趨勢，就是說在台灣的主體意是在成長的過程中，還有再加上台灣的民主的發展，我們也發現說，這個中國性跟台灣性，或者台灣主體意識，事實上已經發生了一個微妙的相對關係。
在以前，我們看到因為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關係，中國性好像是主體，台灣性好像是客體。在今天我們看到的台灣意識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看到、隱然看到的，是這個主客要易位的情況。那麼在這個主客要易位的關鍵時刻，其實我們要去處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如果這個深層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的話，那台灣會變成另外一種中國性跟台灣性的對抗。
那前階段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性宰制台灣的情況，那下個階段，如果在這個階段，我們沒有去處理好那個深層性的問題的時候，那下個階段可能就是另一種倒過來的對抗。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處理好我們族群的關係，我們沒有認真去面對外省族群在台灣本土化的經驗、跟他們的感情、跟他們的認同的話，那在下一個階段，當主客易位的時候，我們可能變成下一個階段的相互對抗、社會對立，那我們更不能心平氣和的來看中華民國在台灣未來的政治發展上，它所應該被定位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民主進步黨其實也看到這個問題，那麼在2004年，事實上在2004年的總統大選完成之後，那時候的社會在台灣主體意識是高張的情況。那在總統大選完了之後，在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跟本土的支持者，是一個充滿自信的時刻。在這個自信的時刻，我們有做了一個2004年的族群多元國家議題的決議文。那這個決議文在後來的幾年沒有被拿出來再次強調的主要原因，在於2004年後，民進黨的執政面臨到比較困難的情境。那我這裡必須要在我們民進黨在提的過程中，當我們的本土支持者再度再回復信心的時候，我再回頭來看我們2004年的這個族群多元國家決議文，其實它有它很深刻的意義。
尤其它在這裡講說，其實這個決議文裡面，它具體的定義了我們對多元文化憲政民主體制的價值跟追求，那我們也表達了對所謂外省族群的歷史的經驗的理解與尊重的能力，那麼這個使得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也就是說讓戰後以來，在台灣情境中演化的中國性，得以跟台灣性做一個調和，而成為一種動態的新台灣性。
那麼2004年的這個決議文的論述，其實是值得我們在民進黨跟我們本土的支持者恢復信心的時候，我們再一次來檢視它，然後來開拓它，那麼如果說在我們鞏固深化民主的精神當中，在台灣所謂的外省族群對中國的想像、情感和認同如果是不能被理解、尊重跟接納，甚至是如果被負面或污名化，那麼持續被當作應該被驅除的干擾，或是雜質的時候，那我們將難以在這樣的排斥性的台灣想像中，讓他們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那麼所以，當我們面臨這個主客易位的關鍵時刻，我們必須要先去更深層的去思考以及面對，在台灣的外省族群他們對中國的想像，以及他們在台灣安身立命六十年的在地化經驗。
那麼如果我們在六十年來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宰制性，我們可以在我們的思考裡面把它慢慢地去除，用我們的民主社會的基礎來做一個思考的開始，把中國性回歸是一種人文的價值，而且回歸它原始的是一個客體的地位，而不是一個主體的地位的時候，那我們更能夠平心靜氣、更冷靜的、而且能夠更慎重的去思考，我們在共同往前走的這條路上，我們怎麼去建構我們一個共同的國家，跟一個共同的新的台灣。
那這是我們在這個階段非常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責任。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台灣教授協會可以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能夠舉辦這個研討會。讓很多的不同的學者專家，以不同的面向，來解釋中華民國的這個問題。
那我相信台灣的主體性的成長跟它的茁壯、以及它的深化、以及它的包容性，將會使得我們在下一個階段，在面對中華民國這個課題的時候，我們能夠更冷靜地觀察、來定位它，那也是我們在台灣的政治發展的未來過程中，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工作，謝謝！
本文內容轉載自「獨孤木- 打狗救台灣部落格-來函照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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