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 。

】in between【
變動是迷人的、也是迷惘的。我不在這裡，也不在往那裡的路上。

回頭想起來，書寫和出版媽媽的故事，是我生命裡一連串變動的起點。
兩年前，我跟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閒聊，她說有個講台語的歐巴桑向她打聽「那個寫《多桑與紅玫瑰》的陳文玲是不是就是在大學教書的陳文玲？」朋友說正是，歐巴桑說：「那我就放心了。」朋友問：「為什麼？」她說：「我怕她沒有好好長大。」我聽完哈哈大笑，兩年後，才明白她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我自以為寫了一本書，關於我的母親、那個社會和她的時代，多讀幾遍，卻發現不小心把自己也寫了進去。那個在存在和成就之間擺盪的、因為物質匱乏和心靈空虛而不安的、奮力在愛情和生活的夾縫裡找出一個位置的，是我的媽媽，也是我自己。這雖非我的本意，但是書寫媽媽讓我逼出了自己，從此，就再也不能假裝沒看見。
印象最深的，就是跟負責把《多桑與紅玫瑰》改編成連續劇的製作公司見面的那次。那是一個秋日下午，編劇、導演、製片團團圍著我坐下，剛入口的咖啡頓時變得又燙又苦。他們說八點檔的觀眾是保守而傳統的一群婦女，所以要把舞廳和賭場的戲刪掉，還要「適度修飾」媽媽的個性跟職業，把她塑造成一個有情有義的女裁縫。我一邊好聲好氣地反駁、一邊漸漸明白自己是無力對抗這種粗暴的。走出大門，我在附近的公園裡坐了好一會兒，回想之前的對話，突然覺得很好笑--一群陌生人費心為我媽媽豎一座貞節牌坊，做女兒的卻賣力地想拆掉它。我問自己，「妳究竟在想什麼？」我發現，我在想媽媽，也在想自己。
不管我寫媽媽的故事是為了記錄、還是為了療傷，「真實（或者儘量接近真實）」是書寫的目的，也是最主要的價值。製作公司硬把貞潔烈女的光環塞給媽媽，不但設計了年近四十仍涉世未深的原著，也太過敷衍收看八點檔連續劇、分明就擁有自己深刻人生體驗的婦女觀眾。
我不但想為媽媽拆掉貞節牌坊，更想為自己做這件事。儘管個性叛逆，從小到大，我還是努力地沿著那條「溫柔、懂事、體貼、忍讓」的女人的路在走，稍稍露出狐狸尾巴（比方說，剪個超短頭、穿得邋裡邋遢、說一點髒話或髒笑話），就覺得很抱歉、不好意思。當了大學老師以後，為了維持道貌岸然的形象，禁忌就更多了，可是當我離自己越來越遠，我也就離學生和這個世界越來越遠，我變得嚴肅、謹慎但是並不快樂，直到寫完《多桑與紅玫瑰》，才因為原諒了媽媽而願意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的第一個心得，就是我跟媽媽其實像得不得了：我們都很任性、頑皮、好強，而且，我們也都看不清楚自己是誰。不過，媽媽的資源和她所處的那個社會也許可以用來解釋一部份她的作為和際遇，我的不瞭解自己卻沒有什麼藉口。
於是，我開始了我的中年發現之旅，目的地，當然是我自己。
榮格有個有趣的比喻，他說每個人生下來就是一座大城堡，幾百個房間裡住著各式各樣的人格特質，光明的和黑暗的都混雜在其中，「忠誠」的隔壁是「偽善」，「正直」的左鄰是「貪婪」，「勤奮」的樓下是「自私」…隨著我們長大，親人、朋友、情人都獲邀來參觀這座城堡，他們善意的建議和評斷讓我們驚覺原來自己有那麼多負面特質，因為擔心讓別人掛念和失望，我們努力地把別人不喜歡或者自己不想面對的房間逐一關上，到頭來，每個人都變成一間沒什麼缺點、但是也沒什麼特色的小房子。榮格認為，人生的功課不是成為「完美」的人、而是「完整」的人，所以他建議人到中年應當重新審視自己的大城堡，打開那些塵封已久的小房間，練習接納它們、跟它們和平相處，甚至讓這些所謂的負面特質幫助我們變得柔軟、也更真實。
剛出發尋找自己的經驗是美好的。就像第一次墜入情網那樣，我變得敏銳、易感、熱情，毫無抗體地被各種探索自我的道路吸引過去。打坐、經行、冥想、呼吸、解夢…每個實驗都像遊戲那麼有趣，也像占卜那樣蘊含了大量耐人尋味的哲理，就連讀書這件事也不同了--過去我總是躲在書本後面看世界，現在我卻在每本書裡找自己。二十年前《滾石雜誌》的廣告說「It's all perception!」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一旦踏上自己這條路，世界就再也不一樣了。
但是薄薄的糖衣之下還是苦藥，「不一樣」是兩面人，意味著「非常的建設」和「非常的破壞」。美好的感覺持續了半年，我就掉進情緒的黑洞裡。有本書叫做《狂喜之後》，訪問了形形色色的修行人，討論的正是伴隨著開悟（或者自以為開悟）而來的種種困難、擺盪、混亂、脫序和失重，我的問題沒有書裡寫得那麼深奧複雜，但是也夠讓我頭痛的--我自以為聰明，用方法逼出一堆伴隨自己四十年的隱形人：好強、愛現、自卑、虛榮、疑神疑鬼…族繁不及備載，但一旦面對他們，我卻手心冒汗、雙腳發軟。我發現我被迫跟不喜歡的自己共處一室，而且這次就連榮格也幫不上忙。
最讓我難以接受的是，我只知道這些事何時發生，卻不知道何時結束，或者說，我知道自己離開了哪裡，但不知道要往哪裡去。跟大學聯考和博士口試不一樣，我往前看，沒有典範、沒有Menu、沒有光、沒有路，我被困在其中，困在這個被我稱為「in between」的生命階段裡。
我的身心因此產生一些瑣碎的變化。從年初開始，睡眠的品質變得不穩定，時常自覺心跳太快、口乾舌躁，差不多就在同一個時間點，我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消沈，整天無精打采、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彙整各科門診的意見，醫生認為這些既非更年期前期的徵兆、也不像是正在流行的憂鬱或躁鬱，所以除了猛吞蜂膠，我一時也找不到療藥。有一天，我覺得好累，好想就此放棄各種掙扎，不要再找in between的出口了，毫無預警地，腦袋裡有個念頭一閃而過：我從小就是一個性急之人，一輩子毛毛躁躁地做事情、過日子，也許，我的第一個中年功課就是學會「杵」在這裡，不要那麼焦躁地設想、甚至設法控制未來。意義治療學派創始人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Frankl）的自傳也從旁給了我一點提示，他說「不要追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要去傾聽當下自己的生命召喚自己去做什麼？」此刻，最召喚我的，就是什麼也不做，繼續in between。
把意義丟回去讓生命去煩惱以後，整個人鬆了一口氣。我靜下心、張開眼睛，困難、擺盪、混亂、脫序、失重依舊在，只是我不再那麼在乎了，心念一轉，能量就伴隨而來，我變得有力氣跳出來觀看困頓的我跟以往有哪些不同。
我從小就很會做夢，夢裡的風景五顏六色、劇情高潮迭起，但是夢的運鏡和敘事很單調，總是站在第三人的角度遊走觀看，就像看電影那樣，和夢境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但最近的夢改變很多，我越來越常以第一人稱做夢，彷彿我親自操作的攝影機終於找到一個方法擠進自己的腦袋裡，色彩更炫了，劇情的撞擊也更直接和激烈。我沒有能力為夢的轉變提供學理詮釋，但我本能的知道，現在的我比之前更有意願逼近自己生命的深層核心。
另外一個「不同」跟工作有關。教書對我來說就是表演，除了有個舞台可以讓我恣意伸展，還有一群觀眾提供充足的麵包和必要的掌聲，所以一教就是十四年。自從困進in between，教書就變得沈重、沒那麼好玩了。我反省自己是個因為自卑所以好強的人，儘管自認也算關心學生，但一旦站上舞台，就只顧著自己的表演是否完美，很少花力氣去看學生的模樣和需要，探索自己讓我無意中關掉了舞台上最炫目的那盞聚光燈，從來沒有一個時刻像現在這樣，當我走進教室，看到的不再只是躍躍欲試的自己，而是一張張殷殷期盼的年輕臉孔，這種感覺讓我慌亂，不過，我決定老實地跟學生分享我心裡的顛簸，希望他們給我一點時間調整教書的態度，我想，和虛張聲勢相比，他們也寧可選擇一個笨拙但坦誠的老師吧。
所以，探索自我並沒有讓我比較快樂，反而把我震離了原先安逸舒適的軌道，逼我進入in between的混亂裡，然而，即便我現在想不清楚，這段被困的經驗顯然是生命的一個重要轉彎處，更好或更壞，或者再也沒有好壞之別，都要看我如何思考和感受我的in between。
因為還在其中，這篇文章註定不會有什麼光明勵志的結尾。不過，我想引神話學大師坎伯的話給自己、也給和我一樣in between的中年女人一點勇氣：
他們（英雄）認為成群結隊地前進是不體面的。所以，他們每個人都會選擇一個最黑和沒有路的地點，進入森林。如果有路，那是別人走過的路，意味著你不是在冒險。
（摘自《英雄的旅程》）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廣告學系副教授 陳文玲